人口不断向大城市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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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天真地认为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过程会终止,且不说中国仍然处在城市化刚刚超过50%的阶段，即使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城市化水平达到80%的国家，人们仍然在不断地向大城市集聚。一些国际大都市如纽约和多伦多，仍然在继续长大，而不是缩小

现代经济必然造就大城市

陆铭在《东方早报》刊文说，有人向往宁静、悠远、离群索居，有人喜欢热闹、多样性、在人群中扎堆。多少人生活在大城市，这与性格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职业。农业社会里就算农民想住到城市里，也不可能每天在农田和闹市间奔波，城里没有就业。而现代社会，即便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和服务业在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也已超过90%。而且越是富有的国家，知识（包括技术、信息和创意）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大。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需要通过和别人的交往来传播知识。换句话说，从前，生性再喜欢热闹的农民，都不得不居住在农村，与土地为伴；现在，性格再内向的教授，也必须在最低限度上与人交流和融合。

人喜欢多样性，而不喜欢单调乏味的生活。只有城市，才可能提供这样的多样性，而大城市，会提供更多元的文化和更多样的消费服务。每一个生产者都可以仅仅针对某一细分市场提供消费品和服务，而不需担心没有生意做，因为在大城市里，某一特殊偏好的消费群体数量也足够多。这样专业化的结果，既能使得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同时，也使得人们在专业化的生产中不断积累经验，加强专业化程度。而专业化程度又反过来提升了生产者的竞争力，以及城市生活的品质。

人们会不断向大城市、市中心聚集

什么是高房价？什么是城市病？给定土地和住房的数量，给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房价和城市病就是消费者获得大城市的生活所支付的代价。除了直接在购买消费品和服务时付的钱以外，人们还因为支付了大城市更高的房价，获得了接近于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的地理位置。

在大城市内部，中心城区因为四通八达，是生活最为丰富的地段，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业为了和四面八方的人做生意，一定要抢占市中心的位置，挤出中心城区的居住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居住在大城市的市郊，每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市郊和市中心之间来回奔波，本身也是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所付出的代价。如果要接近工作地，就买更贵的房子；如果收入不够高，就花更多的时间在路上。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往大城市搬迁，住在大城市的市中心?这些人并不傻，恰恰相反，他们是这个世界最聪明的人。

一位加拿大学者说，不要天真地认为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过程会终止。且不说中国仍然处在城市化刚刚超过50%的阶段，即使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城市化的水平达到80%的发达国家，人们仍然在不断向大城市集聚。一些国际大都市如纽约和多伦多，仍然在继续长大，而不是缩小。更重要的是，这些国际大都市的长大，不是因为外国移民的到来，而是因为他们在本国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在提高。更说明问题的是日本，日本人口在下降，而东京都和东京圈的人口却在上升。要了解其中的奥秘，只需要看看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就可以了。越是发达的国家，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比重越高。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仍然愿意居住在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核心区。

人们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希望改善住房，通过住得远些，从而住得大一点，这是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的。但这种搬离大城市的趋势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在美国终结了。在东京，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开始出现人们重新搬回中心城区的趋势。人们越来越需要住在市中心，来接近空气里弥漫着的知识、信息和技术。同时，也是为了享受市中心无法被替代的丰富生活。与此同时，人的收入水平提高了，人们不愿意将时间花在路上。

人为控制城市人口无成功先例

印度曾采取措施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把政府所能控制的产业往中小城市搬。结果呢？大城市还是在发展，只是产业结构大量是信息技术等产业，这些产业吸纳农村移民的能力不强。于是印度成了“两个印度”，城市并没有充分发挥创造就业的功能，而落后的农村没有分享现代经济增长的成果。和中国一样，印度的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它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

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做法没什么国际经验，即使有，也来自屈指可数的第三世界国家，说多了全是泪。大约在半个世纪以前，简·雅各布斯写下《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她的斗争对象就是当时追求低密度的美国城市规划学界，历史证明，简是对的，美国城市正在为低密度而支付昂贵的代价，也驱动人们重返高密度且更有活力的大城市。

政策应顺应人口增长趋势而非遏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先说“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之后才说“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这个次序的先后是有含义的，任何控制人口规模的措施，必须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规律，而不是去逆转这些规律。从这个角度来出发，任何控制人口规模的政策最多只能是在短期里作为应急措施，而且只能是适度缓解人口增长的速度，而不可能让特大城市的人口负增长，更不应该通过加强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歧视，来增加他们生活在城市的成本。从长期来看，正确的政策只能是适应人口增长的趋势，不断地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在不妨碍城市发展的情况下，缓解拥堵和污染的问题。而在当前经济不太景气的背景下，这样的投资才是拉动增长、有回报的投资。

陶渊明有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是千百年来最好的诗，现代人何妨做这样的解读，偶尔厌倦了大城市的各种病，那就去用内心的安宁来治，“心远”即可，而未必是归隐山林，更不是把城市建得像农村一样。

文章来源: 济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