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祥：关于未来城市，规划探索

本文来自《城市规划》。作者：

张京祥 (1973-)，男，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张 勤 (1963-)，女，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杭州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本文通信作者。
皇甫佳群 (1971-)，男，杭州市拥江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李 镝 (1995-)，男，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基于精明收缩的城市工业园区转型再生研究”(51578276) 。

城市发展史就是人类对未来城市持续追求的历史，尤其是百年前，为应对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问题而开始探索“未来城市”，随后长期延续着高技术指向性的发展特征。如今面对迅猛的技术进步，技术导向的“未来城市”陷入了误区，我们当重新回归“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建构人、自然、科技协同的新型未来城市。进入新时代，面向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面对世界城市发展的新趋势，中国亟需改变传统城市的发展模式，有责任、有义务向世界贡献未来城市的“中国方案”。本文以杭州“未来城市实践区”为案例，从发展路径、生活方式、空间营建、技术支撑、文化精神与善治等方面，阐述了对未来城市的理解和规划实践探索，以期对我国城市发展思路、模式、路径的转型提供启示。

1、引言

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从“周王城”、“管子营城”到近现代中国城市规划建设实践，古今中外人类对“未来理想城市”的探索从未停止。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对“未来城市”、理想城市持续追求的历史。20世纪初，面对快速工业化、城镇化所引致的严峻城市问题，以意大利诗人马里奈蒂发表的《未来主义宣言》为标志，在高技派的主导下现代意义上的“未来城市”探索开始萌芽、发展[1]，无论是“工业城市”、“广亩城市”、“光辉城市”，还是“立体城市”、“海上城市”、“穿梭城市”等等，都表达出人们对通过高技术来解决城市问题的极度憧憬。近20年来，伴随着生态绿色的理念以及互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一代技术革命，人们更加热衷于对未来城市的探索，生态城市、低碳城市、智慧城市、云端城市等等概念不断涌现，相应的研究和规划实践也在世界各地广泛开展。与此同时，如今世界各地对未来城市的探索实践已经不再是仅仅为了解决现实的城市病、城市问题，而是将复杂的城市场景当作一个触发未来技术、产业与业态发展的巨大实验室和孵化器，从而有效地增强国家与城市的竞争力。

过去百余年来，人类各种各样有关“未来城市”的概念与实践探索，其“高技术指向”的属性没有发生过本质变化。尤其是近年来，在一些强大的资本、地产商、高科技公司等推动下，许多地方正在陷入“未来城市”实践的误区——这些所谓的“未来城市”，越发成为了一场由“前沿科技”堆砌起来的技术盛宴和资本盛宴。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上海世博会的主题词、中共十九大报告等等，都指出了城市发展的中心目标是“以人为本”、幸福生活①，但是今天许多的城市发展、规划建设正在偏离这个核心的目标，资本与高技术驱动下的“未来城市”正在把人们引向迷失方向的歧途，有必要正本清源。另一方面，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工业化、城镇化之后，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资源环境、社会矛盾等巨大压力，都使得粗放、低效的传统城市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聚焦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要求，都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探索解决城市问题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路径。中国依然是当今世界城镇化进程最快、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无论是新城新区的建设，还是旧城更新的任务都非常艰巨，在长期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之后，如今的中国有责任、有条件向世界贡献解决城市问题、建设未来城市的“中国方案”。

杭州自古被誉为人间天堂，山水城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近年更是长江三角洲乃至全国美丽发展、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典型代表，正在努力建成“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成为世界观察、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窗口。面向生态文明、创新发展、治理现代化等新时代的要求，杭州以永立潮头、未雨绸缪的姿态，主动学习雄安新区、对接长三角一体化合作示范区，率先以“未来城市”为命题，系统地开启了对未来城市理念和范式的探索实践，通过“三江汇未来城市实践区”的规划建设，以期为未来城市的“中国方案”贡献一个有益的“杭州样本”。

2、未来城市探索演进的总体历程

“未来”是相对于过去、现在的时间概念，“城市”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缩影，深受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影响[2]，因而，“未来城市”可以理解为人类在不同发展阶段、技术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下，面向未来提出的具有针对性、预测性、理想性的城市发展模式。据此，笔者将人们对未来城市的探索划分为19世纪及以前、19世纪末-20世纪、20世末以来3个主要的阶段(图1)。

2.1 19世纪末及以前：理想与艺术导向的空想化阶段

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理想国》就从社会、城市形态、人性等方面讨论了如何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城市)，其中，以绝对的理性和强制的秩序建立“理想国”、按照“社会几何学家”的理想设计城市等思想[3]，对西方“未来城市”的探索影响深远。以棋盘式路网为骨架的“希波丹姆斯模式”，维特鲁威《建筑十书》中追求几何韵律的“理想城市”，以及文艺复兴时期阿尔伯蒂等人提出的多边形“理想城市”等等[4]，均继承了柏拉图等人对理性、秩序的强调。16世纪初在“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以莫尔的“乌托邦”为代表，西方还产生了一系列将城市建设与社会改良相联系的理想化探索[1，4]。中国古代对“未来城市”的探求则主要表现为两种范式：一种是以“周王城”为代表的宫城居中、中轴对称的秩序化范式，另一种是以“管子营城”为代表的因地制宜范式。总之在长期的农业社会时代，人们对未来城市的认识虽有在思想层面对理想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的追寻，但更多是在空间形态方面对城市象征式布局模式的探索。然而，受制于当时的政权、制度、经济状况等条件，这些方案大多呈现出“空想化”的特征而难以施行。

2.2 19世纪末-20世纪：化解城市病导向的技术应对阶段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工业革命、高速城镇化时代引致的严重城市病，人们开始专向针对具体的城市问题来探讨如何构建一个理想的城市模型，由此分别出现了“技术理性”导向、“人本主义”导向下的两类探索。技术理性导向的未来城市探索源于20世纪初的未来派(Futurism)②，他们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度乐观，不仅倾向于将技术视作城市形态构造的支撑，而且视作城市发展的支柱和基础[5]，涌现出诸如“海上城市”、“插入式城市”、“仿生城市”等各种想象[1]，其中尤以莱特、柯布西耶等人的未来城市方案对城市建设影响深远。莱特认为在汽车和廉价电力遍布各处的时代，应发展一种完全分散的、低密度的“广亩城市”(Broadacre City)；柯布西耶则将城市理解为“居住的机器”(House Machine)，认为可以通过先进的技术来构建一种由立体交通、垂直电梯、摩天大楼、巨型绿地组成的“光辉城市”(Radiant City)[4]。虽然在这一时期也有霍华德以改良社会为目标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y)[6]、佩里倡导重塑社区精神的邻里单元(Neighborhord Unit)[4]、科勒重视场所与文脉的拼贴城市(Collage City)[7]等人本主义思想的解决方案，但是总体而言，这段时期西方对未来城市的探索实践是在高技术、现实功利主义驱动下进行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经济与城市的高速发展、技术的飞速进步，当年许多对未来城市场景的想象都变成了现实。与此同时有必要看到的是，在1960年代末以后这些高技术驱动的城市规划建设理念，由于忽略了人性化关怀并引致广泛的社会与环境问题，而日益遭到反思与批判。

2.3 20世纪末以来：可持续理念导向的多元探索阶段

20世纪末，随着世界城市化、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城市在日益成为人类主要居所的同时③，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城市病”和生态危机，可持续发展成为未来城市探索的核心理念。新城市主义主张紧凑、步行、复合的“传统邻里开发模式”(TND)和“公交导向模式”(TOD)[8]，体现绿色生态价值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型城市”(包括生态城市[9]、低碳城市[10]、低碳生态城市[11]等)，利用信息和通讯技术实现城市更好发展的“智慧城市”[12]，以更加和谐、健康的城市生活为目标的“宜居城市”[13]、“健康城市”[14]，保障城市安全的“韧性城市”[15]等等，都是近年来国际上对于未来理想城市的种种思考与探索。秉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过去二三十年中人们从生态、技术、宜居等方面提出了多样化的“未来城市”解决方案，并努力在一些实践中落实为具体的政策、工程措施和评价指标。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方案大多是基于对未来城市发展中某一方面要素的特别强调，尤其是在实践中常常受技术与资本的主导而偏离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导致这些单一的方案难以破解城市发展所面临的系统性难题。

3、未来城市内涵的重思与时代重构

3.1 功利化驱动的未来城市发展方向与实践误区

纵观未来城市发展演进的总体历程，“技术”与“人本”两条主线始终在其中相互交织，前者强调技术的工具理性推动，后者则更多将城市与社会联系起来，体现出浓厚的人文色彩。在认识论层面，如今未来城市正在由技术导向逐步回归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这不仅体现在百余年来人文主义精神大家(如霍华德、芒福德等)对高技术指向的发展模式的纠偏，也体现在一些技术型未来概念向人本化的回归，例如近来国际上有关智慧城市理论正在向技术与人本结合的综合导向演变[12]。然而在实践层面，许多地方普遍陷入了“未来城市”的建设误区：一方面，当前很多未来城市实践的高技术指向性仍然十分明显，据统计我国已有上百座在建的智慧城市、生态城市④，但这些智慧城市的项目大多是对政府职能和工作流程的技术改造，停留在表层工具手段的信息化[16]，而许多“生态城市”要么成为了标榜“生态”概念的伪生态城市，要么陷入了高技术堆叠的运维危机[17]；另一方面，“未来城市”还成为了资本、技术用于产品营销、攫取利润的时髦概念，近年来一些国际国内的信息科技企业、房地产企业直接攀附“未来城市”之名，而实际上只是单纯地提供某种技术或住房产品(如最近某信息科技公司推出的“Wecity未来城市”概念)。

总之，这些层出不穷的“未来城市”概念实质上已经成为了一个个技术与资本裹挟下的“城市标签”(urban labelling)[18]，由此牵引出的规划建设风潮必将是片面的、应景式的，极易将人们引入错误的方向、实践的歧途。

3.2 以人为本：未来城市核心内涵重构

不可否认，突破性的技术变革将对城市产生颠覆性的影响[19]，而资本更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动能，但未来城市的意涵远不止于此。我们有必要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未来城市的内涵和基本的发展方向，不能再被技术、资本所挟持，而兴奋地误将动力当成方向、将手段当成目的。回归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取向，实现自然、文化与科技的和谐交融，才应该是贯穿于城市发展脉络之中的真理，才应当成为未来城市的核心内涵并以此引领正确的探索实践方向。正如近期加拿大多伦多“未来城市”规划中提到的那样，“当我们询问市民对未来城市的畅想时，我们没有听到对飞行器和飞天汽车的渴望，没有听到对摩天大楼的憧憬，我们听到的是一个个朴实、人本的愿望：可步行的街道、可负担的高品质居所、人与人的交往远多于人与手机的互动……(未来城市)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可以称之为‘家园’的地方”[20]。城市有兴衰，技术的发展更是瞬息万变，唯有自然可以永续，唯有文化可以永恒，唯有可以安放心灵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家园。

综上所述，笔者借用“马斯洛需求”金字塔来描绘未来城市演化升级的总体方向，或者称之未来城市演进的“马斯洛模型”：技术的进步和超前只是处于最基础层次的未来城市概念，它让未来城市的活动和景观表征得以某种形式的“超越现在”；位于其上层次的未来城市则是“适应未来”的城市，城市的经济、社会与空间具有应对种种不确定性的能力与弹性，比如常说的“韧性城市”概念；再其上的层次是“迭代更新”的未来城市，这些城市具有持续保持创新活力、社会活力从而不断实现自我完善的能力；而最高层次的则是具有“永续魅力”的未来城市，这样的城市是依托文化、自然与科技的完美结合而迸发出对人的持续吸引力，从而实现城市的永续、健康发展(图2)。

4、杭州开展未来城市实践的总体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对杭州的发展寄予厚望，要求杭州成为“美丽发展的样板”，将杭州建设成为“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成为世界观察、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窗口。在此要求下，杭州有责任、有能力去率先探索生态文明新时代未来城市的实现路径，建设集中展示“中国魅力、杭州元素”的示范窗口。另一方面，杭州近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主要集中于互联网+商业、数字经济等“偏软”的模式创新上，而在“硬核创新”、“原研创新”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2019)。面对世界大势、国家战略、长三角一体化等新发展背景，杭州有必要在钱江新城、城西科创大走廊、钱塘新区等既有成熟载体之外谋划承载新功能、新发展模式的突破所在，使杭州能够在新发展环境、新发展格局中未雨绸缪、勇立潮头，实现以未来引领未来。总之，如何将世界大势、国家要求与杭州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承担践行新时代、新理念的发展使命，探索创新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构筑激发城市持续竞争力的新平台，更加积极主动地支撑长三角世界城市群的建设，是杭州之所以要开展未来城市实践的根本原因。

杭州未来城市实践区选择在三江汇流地区(简称“三江汇”)(图3)，该区域位于杭州主城区西南部，为钱塘江、富春江、浦阳江的交汇处，总面积约450km2⑤。从城市区位、山水文化、创新资源、空间可塑性等方面综合分析，三江汇区域具备进行未来城市实践的诸多优势：(1)在杭州走向拥江发展的时代，三江汇同时面向拥江发展的上下游两个扇面，是市域战略性的空间转合枢纽。(2)三江汇兼具大都市风貌、山水田园风貌两种不同的空间体验，是不可多得的“城市田园”样本。(3)三江汇具有江南韵味与现代文化交融的多重魅力，这里不仅拥有湘湖文化、跨湖桥文化等深厚底蕴，也是《富春山居图》的开卷之地，还集聚了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浙江音乐学院、中国网络作家村等众多现代文化创意载体。(4)三江汇拥有包括云栖小镇、滨江高新区、白马湖生态创意园等多个充满活力的创新载体，在生态休闲、创新创意、文化艺术等方面已经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5)三江汇拥有相对充裕的可建设空间，是杭州主城区内可想象、可雕琢的难得之地⑥，随着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该地区的窗口性价值愈发凸显。

以“魅力未来·无限江南”为愿景，杭州在三江汇地区高起点谋划未来城市实践区，从生态保护与利用、文化传承与创新、产业组织与形态、生活态度与方式、治理模式与能力等方面，全面展开对未来城市的探索实践，以期绘制一幅融中国山水营城文化、生态文明、新时代发展与治理理念于一体，展现未来城市现实模样的“现代富春山居图”。

5、未来城市营建的核心理念与杭州探索

5.1 重构发展路径：构筑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在生态文明、美丽发展、创新发展等新时代的要求下，未来城市的建设要彻底扭转过去以GDP优先、破坏自然、低效粗放的发展惯性，转而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思维出发，统筹好资源、资产、资本的关系，统筹好长期与短期、局部与整体等多维关系，建立起可持续城市的发展路径。具体而言，未来城市应重建以下几组共生关系：(1)重建“人类-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共生关系，探索从一次性土地出让型现金流到持有型现金流的转型，探索从传统生产要素驱动向创新发展驱动的转换，从而逐渐摆脱城市发展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使城市成为孕育创新经济的沃土与诗意栖居的家园；(2)重建“人类-城市-自然”的共生关系，坚持绿色本底，以生态化思维超越传统增长主义思维，使城市成为人与自然交融、相生相依的共同体；(3)重建“人类-城市-文化”的共生关系，以自信、创新的态度弘扬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精华，以包容、丰富的文化底蕴塑造人们的精神梦想，使文化影响力成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4)重建“人类-城市-科技”的共生关系，聚焦、回应人类发展的本真需求，使智慧、生态等技术进步真正服务于人的发展，促进美好幸福生活的实现。

正是基于上述的综合认识，杭州未来城市实践区提出以人为核心，构筑“生态+文化+创新+智慧+善治”五大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图4)，希望将之建设成为杭州面向生态文明、面向未来的全新展示窗口：展示现代富春山居风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山水格局与城乡有机融合的生态营城模式；展示历史积淀与现代文化意境相融合的诗意栖居模式；展示杭州创新与浙江基因相结合的新产业、业态发展模式；展示智慧技术与未来生活场景相结合的智慧未来体验模式；展示政府积极有为、精准作为的新社会协同治理模式。

5.2 重筑空间形态：建设生态为基、有机复合、弹性适应的“生命共同体”

未来城市并不一定就是高楼林立的科幻式场景，正如雄安新区提出的“三不建”原则(不建高楼大厦，不建水泥森林，不建玻璃幕墙)一样，面向生态文明发展的新要求，中国的未来城市更应是体现中华营城风范的最原真的生态城市、文化城市。在宏观层面，未来的城市空间形态应以区域生态条件、资源环境约束为基础，以规模适度的城市组团有机融于大自然本底之中，构筑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城市生态空间体系，最终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城乡共生共荣、有机生长的“生命共同体”。在微观层面，随着现代人们对居住、游憩、工作、学习等功能的需求日趋复合化，城市各个组团的功能与空间组织将会呈现出多样化复合的特征，建筑、公共空间、街道、绿地等进而在空间上相互交织渗透，充满活力的各种功能与活动交叠。总而言之，只有建立对生态价值观和复合生态系统的深刻理解[21]，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用地布局和功能配置，将未来的不确定性纳入空间应变的种种考量，走向生态、复合和永续的状态，才能使未来的城市空间具备可持续的功能迭代能力。

如果说雄安新区的空间形态主要体现的是“平原营都”模式，那么杭州三江汇未来城市实践区则希望展现的是中国“山水营城”的新模式(图5)。规划充分传承、彰显“现代富春山居开卷地”的风貌特色，融合传统经典元素与文化艺术风尚，构建“中华风范、山水城市、田园里坊”的新营城范式。在空间总体格局方面，顺应三江汇地区的山形水势，对《富春山居图》中“山-水-田园-人居”的内涵秩序进行现代演绎。同时，化被动为主动，有机利用交通廊道分割、生态红线与基本农田等限制因素，形成多个规模适宜的灵动组团，展现“一川展卷、两翼湘灵、三江汇心、田园组群”的总体风貌。在用地布局方面，规划坚持“三生”融合、组团共生的理念，采取集中与分散方式相结合的结构方案。在土地利用类别划分上，不追求绘制一张精细、确定的终极用地蓝图，而更加注重空间形态与用地类型对多元混合需求、未来新生功能的适配能力，并适当预留承载未来战略性功能发展的白地(图6)。

5.3 重塑生活生产方式：建设“均等化+定制化”的宜居宜业新社区

未来城市的生产生活空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因循技术导向的思维去想象未来城市的模样，那么一定会陷入想象力枯竭的陷阱，陷入完全偏离未来城市内涵的误区。对此，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可感知实验室(MIT Senseable City Lab)主任卡洛·拉蒂(Carlo Ratti)明确地指出：“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未来的城市看起来不会有本质上的变化——就像古罗马也没有和当今城市有多大的差别一样。但是，未来所改变的是我们感受、体验城市生活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城市的景观也许应当“去CBD化”、去“魔幻化”，真正回归到人对生活生产的本真需求，以更加混合的城市功能-空间单元引导人们的生活生产回归到社区之中。

所谓“均等化”，是指未来城市要在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上更便捷、更优质地满足人们生活的共性需求，如高度混合的功能配套、绿色高效的交通出行、广泛的智能服务设施、无处不在的交往空间、永续健康的生活环境等等。所谓“定制化”，是指未来城市要更加精准地满足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形成以社群为单位的各种宜居宜业空间。过去很长一段时期，许多人认为信息和通讯技术将完全克服空间距离的限制，甚至提出“地理已死”(the death of geography)的判断。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意识到知识的产生与溢出不仅来源于标准化的、不受距离限制的编码知识(Codified Knowledge)，还要依靠由面对面的非正式交流而带来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22]。因此，面向未来更深层次、更泛在的“互联网+”时代，人们面对面交流将与虚拟场景互动并重，现实生活中会依托自身价值观、兴趣偏好等聚集成一个个相互交流协作、相互感染启发的“社群聚落”(The Crowd)[23]。总而言之，未来城市要塑造“与工作的人一起生活，与生活的人一起工作”的社群聚落圈。

面向原研创新、硬核创新、灰度创新及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杭州三江汇未来城市实践区确立将主要吸引科技创新人才、文化创意人才等年轻活力群体，并逐步实现导入全龄友好人口的目标。以这些创新创意人群对生活、工作、交通、休闲、虚实场景等的需求分析为基础⑦，规划提出打造一个个小而特的城市组团，分别形成以设计美学、文学动漫、数字游牧、科学家等为主体的多样化定制聚落(图7)。从顺应山水自然环境、传承历史文化、匹配创新创意产业发展、塑造弹性应变空间等角度出发，规划挖掘、借鉴杭派宋坊元素，提出塑造以“现代里坊”为细胞单元的宜居宜业新社区模式，并由此演绎出了居住功能导向的“弄坊”、滨水而建的“河坊”、研学创新的“学坊”、游憩休闲的“囿坊”等多种社区空间单元(图8)。

5.4 重思技术支撑角色：发展人本指向与成本可控的适宜技术

技术是支撑未来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而城市本身也是孕育科技创新、实践技术应用的最佳场景。可以说，当今的城市发展已经进入到了场景驱动的时代，城市高密度的场景及其所带来的海量数据，将成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真正燃料。但是，未来城市不能完全变成各种技术堆砌而成的试验场，技术应用不能一味求高、求大、求新，更不能为了追求新技术应用而引致城市不可逆的高昂建设成本、运营成本⑧。作为一个可运营、可复制的未来城市，应该注重采用成熟可控的适宜技术，要为难以预知的未来技术发展预留应用和升级的接口。要更好地甄别技术的适用性，更高效、规范地收集、整合、分析愈加庞大的数据资源，更审慎地关注技术安全与伦理问题等等，这些都需要城市不断提升治理能力与创新有关的制度规范。总之，未来城市既要高度重视技术应用，但又不能唯技术至上，要理性、务实地发展人本指向的技术(芒福德，1932)，真正建设一座以人为本、成本适宜可控的未来城市，而不是将城市建设成为一个昂贵的“高科技玩具”，也不能将人变成技术与资本的附庸。

杭州三江汇未来城市实践区在适宜技术应用的原则基础上，充分利用杭州的数字技术与产业优势，从构建感知体系、营造未来场景等方面探索未来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在感知体系方面，以建成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同步的“数字孪生城市”(Digital Twin City)、提升数字治理能力为目标，规划建设全面覆盖城市的感知设施系统，搭建及时性、精细化的智能城市信息管理中枢，构建实时感知、瞬时响应、智能决策的新型智能交通体系等设施。在场景营造方面，规划为下一代通信网络、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发展布局了各种展示和试验的场景基地，促进实现人们需求与技术发展的双向反馈。

5.5 重建善治体系：建立多元聚力、精准作为的协同治理体系

适应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未来城市从规划方案编制到社会共识，再到实施管理的全过程，应成为创新城市治理模式、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治理体系的持续改革过程。未来城市的治理要从过去“科层式、复杂交错、重审批轻服务”[24]的僵化管理模式，向“多元主体参与、多元化协同”的善治模式转变。例如，可以考虑创新建立理事会体系，将政府、企业代表、社会组织、社会人士代表等组织起来，建立一种纵向扁平化、横向网络化的治理模式，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平衡各方利益，实现共商、共议、共决(图9)。如此，可以提高政府积极有为、精准作为、有效管控的能力，实现有限政府、有效市场的目标[25]。

杭州三江汇未来城市的实践将充分发挥浙江、杭州的体制活力、市场活力、社会活力优势，将浙江、杭州的文化基因有机地嵌入到现代城市治理体系之中，探索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充分互动、多元聚力的协同治理方式。此外，通过编制《杭州未来城市实践区建设与治理准则》，建立“正面清单+负面清单+审慎清单”⑨，为各级政府、各类投资建设主体及市民提供明确的行动方向指引和清晰的行为边界，探索不同于传统城市建设、运营、管理的一系列全新模式。

6、结语

当年，当通用汽车公司在纽约世界博览会⑩上展示机动化时代(Motor Age)“完全消除拥堵”的立体交叉系统的时候，当柯布西耶盛赞他的光辉城市是“和谐而抒情”(harmonious and lyrical)的时候[26]，他们可能从未料想到眼中的“未来”在今天恰恰成为了上述愿景的反义词。今天，当著名金融机构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将无人驾驶汽车普及的时代比作“乌托邦社会”(Utopian Society)的时候[27]，当腾讯公司直接将其技术产品冠以“未来城市”之名的时候[28]，人们可能也难以准确预料它们对未来的影响究竟如何？将是巨大的进步，还是历史的重演？比尔·盖茨对此曾经有过非常著名的判断：“人们往往高估未来两年的变化，而低估未来十年的变革”。新技术、新产业带来的冲击将不断刷新我们对未来、对城市的认知，但毫无疑问，千百年来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不变的真理，那就是人性的光芒始终永恒。正如英国城市规划理论家奥斯本在1946年评价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时说：“在读这本书时要注意，我们正在研究的是一张近50年的蓝图。令人惊讶的不是它的边缘已经褪色，而是它的中心依然清晰、醒目”[29]。因此，探索未来城市的价值不在于追求精准地预知未来，不在于痴迷、追赶各种前沿技术，而核心是服务于人类对理想、品质、幸福生活的追求，在于尊重生态规律、城市发展规律，不忘营造美好人居环境的初心和使命。

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尚没有按照上述理念完全建成的未来城市。华人规划学者粱鹤年先生曾说过：“中国要创造中国自己的城市，谈何容易，但不能不为”[30]。当今中国有责任、有条件率先探索未来城市的模式与实现路径——未来城市的“中国方案”。杭州未来城市实践区规划的很多内容还处于理念探索层面，但杭州的实践首次全面阐述了对未来城市的认知，努力为“中国方案”贡献一个先行先试的“杭州样本”，为我国城市发展理念、模式、路径的转型提供积极的经验。应该说，杭州未来城市的实践探索只是一个起点，但一定不是最后、最完美的终点。

(感谢杭州“未来城市工作坊”各团队及南京大学项目组邓骥中、张媛明、吴斌、张咪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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