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快讯：2022城乡统筹规划研讨会

📝 规划笔记——推荐一则来自城乡统筹规划CSUS的文章，摘录如下：

2022年12月13日下午，由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规划院）城乡统筹规划研究中心主办的“2022城乡统筹规划研讨会”在同济规划大厦408会议室召开（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研讨会以“城乡共同发展”为主题，由规划院城乡统筹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钱慧主持，演讲者分别为张博钰、傅鼎、赖楚杨、杨传开和郭旭。

此次研讨会邀请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以下简称建筑城规学院）教授、规划院总规划师、城乡统筹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朱介鸣，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宁越敏，规划院城市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奚慧和建筑城规学院副系主任陈晨等嘉宾。

1、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规划师 张博钰

张博钰以浙江临海为例，探讨县域内非农发达乡镇支持农业乡镇发展的可能路径。张博钰基于浙江省临海市的考察调研，发现在浙江省“共同富裕”的发展背景下，大量财政投入到乡镇公共设施和基础建设上，设施配置与农业乡镇人口外流现实不匹配。由此进一步探讨县域内非农发达乡镇如何支持农业乡镇发展；在乡村人口再分布的新趋势下，农业乡镇如何实现乡村振兴。临海市各乡镇发展不平衡，工业乡镇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农业乡镇；大部分农业乡镇常住人口减少，工业乡镇人口增加。目前非农乡镇支持农业乡镇的方式主要是一系列设施投入的行动计划，通过市级财政对于行动建设项目资金投入的重新分配支持农业乡镇发展。而设施配置有一定程度的空置现象，需要考虑与人口的耦合关系，根据人口再分布格局重新优化。

2、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创规划师 傅鼎

傅鼎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分析了台州市域传统聚落的空间布局特征，并从历史文脉角度追溯其演进历程。传统聚落是人地交互下的产物，是文化景观的集中呈现。在山海基底的台州，传统聚落重点表现为近山性、近水性和交通边缘性分布特征。聚落的“生活-生产-生态”三生空间融合程度较高，其中内陆村落三生空间呈现“镶嵌”特征，滨海村落呈现“叠加”特征。台州传统聚落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发展，在漫长的时间序列中，在海洋与陆地、河谷与山区的地缘板块轮动中，在不同的文化碰撞融合下，不断生成、发展、演进，形成府县（政治性）、卫所（军事性）、市镇（商业性）、村落（农耕性）四类传统聚落，从而构建起特征显著、底蕴深厚的传统聚落体系。

3、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规划师 赖楚杨

赖楚杨从临海的现象观察出发——政府主导统一建设的乡村文化设施的日常闲置、小型文化创意社群的在地营造、民间社群与政府合作开展文化艺术柔性介入形式的乡村振兴实践等，探讨乡村闲置空间的现状基础，以及乡村闲置空间活化利用的原则和策略。乡村闲置空间的产生是经济、文化、制度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空间类型多样、权属不一，面临多主体、长战线投入的风险承担与利益分配问题。闲置空间活化利用以产业动力和空间设计赋能为动力，利用建筑实体、空间场景、自然与人文景观等要素，在整体性、多样性、渐进性等原则下建立宏观开发、微观设计和后续引导机制的策略框架。通过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和中国“艺术在浮梁”提出对临海的借鉴：艺术乡建的本质是通过艺术让当地村民真正受益，实现空间和社群的共同活化。乡村建设运营是一个持续性的工作，需要足够的耐心和长期的投入，也需要偶然性的契机。新乡贤可能是链接乡村内外资源、构建现代化乡村社群网络的重要群体。

4、上海社会科学院
副研究员 杨传开

杨传开探讨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内涵、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历程以及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未来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优化路径。认为城乡融合应强调城乡系统的共同发展和协同互动。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经历了“城乡二元分割-城乡一体-城乡融合”三个阶段。我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包括：城乡关系认识不到位，县镇村联动发展不足；县域城镇化水平偏低，县城和乡镇辐射乡村能力偏弱；乡村发展基础薄弱，城乡差距依然较大；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渠道尚未全面打通等。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关键是要在县域范围内统筹考虑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从城乡地域系统的整体视角出发，系统谋划城镇和乡村发展布局。具体优化路径包括：构建支撑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标准体系和空间体系；加快县城补短板强弱项，增强辐射带动乡村能力；完善乡镇服务功能，增强服务乡村能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升乡村宜居水平；在县域范围率先打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渠道。

5、浙大城市学院国土空间规划学院城乡规划系
副主任 郭旭

郭旭以嵌入性理论视角，针对浙北地区出现的平台中介型这一新型乡村振兴模式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并以湖州长兴刘家渡村为例进行嵌入机制的实证演绎。平台中介型乡村振兴建立了“村集体-平台公司-地方政府”的运作模式，在制度嵌入方面，探索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闲置农房租赁合同制度等；在组织嵌入方面，中介化平台公司，政府、村集体以及乡村振兴母公司合资在当地注册乡村振兴平台运营公司，构建政府、村集体与市场资本间协作博弈的中介平台；在社会嵌入方面，乡土社会中非正式关系网络使得平台公司、社会资本、村集体和村民之间形成了多重关系嵌入，其中乡贤的威望与带头作用提高了外来资本在地建设的可信度以及执行力。这一模式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对乡村振兴各主体参与度的重视与平衡。村民有机会参与到自身生活环境的改变中，专业的乡村振兴团队使得政府资金在拨款使用时更有针对性，而乡贤治村是基于市场导向的个体理性行为与村庄发展需求互动共存的结果。另外，乡村振兴的政策制定及实施不能忽视社会中独有的熟人情结、民俗习惯以及道德准则的影响；同时由于乡村振兴的实验性，在乡村土地政策的实施上也应该留有弹性操作的空间。

讨论

在各个报告之间，主持人组织线上线下听众和演讲人充分互动和讨论。特邀嘉宾（线上）对报告作了精彩点评。

宁越敏教授指出，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大都市区和省会城市人口快速增长，而乡村地区人口持续收缩，这一现象较为普遍。很多村庄的衰落难以避免，而各地乡村振兴措施也应因地制宜。从均衡发展的角度来看，一些必要的服务设施还是应该配套。浙江作为沿海发达地区，常住人口持续增长，乡村振兴所需要的社会经济基础较好。台州有着数量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而在宁绍地区，则有着一批特色工业小镇，这些是乡村振兴非常重要的资源。

陈晨副系主任指出，本世纪初以来，我国的涉农政策有两条线：一是以城带乡，包括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二是着眼于乡村自身发展，包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乡村振兴。这既是国家治理的需求，也让农民有了更多的获得感。乡村闲置空间的产生，可以认为是功能改变（农业用途转为加工和休闲旅游等非农用途）的同时，土地性质没有改变，由此在地域空间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暂时的不匹配现象。

奚慧副总工程师指出，在城乡发展的体系层面，县域作为一个统筹城乡的单元，通过优势引领和底线保障两种基本思路，在城乡融合导向下进行结构布局。当下，对于乡村资源配置存在的供需不匹配现象，需要从效率角度和公平角度进行综合考虑，对于不同设施的使用频率和效果，乡村相对于城市有着不同的标准。艺术介入乡村、激活乡村，是一个持续性工作，这也是外来力量与内生的乡村社群之间融合的过程。

最后，朱介鸣教授对本次研讨会做了总结。朱介鸣教授指出，思想的碰撞来自交流，以县域为单元研究城乡发展是个较好的方式。从农业经济逐渐过渡到非农经济的过程中，伴随着从乡村到城镇的人口流动，县域、以及更小尺度的镇（乡）域，都在进行着空间重构。对于配置在乡村的各类空间设施，需要完善城乡联动的机制，让更多城市的人、以及要素，能够流入，将这些设施活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