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茗：公共设施的始终面临着谁主张、谁提供和谁享受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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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这是一篇2016年发布的文章，由于机构改革的原因，请注意内容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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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城市中，公共设施的定义从来不是不言自明的，它始终面临着谁主张、谁提供和谁享受的难题。

从马伊琍微博发文批评机场母婴室，到网上对“非封闭小区”的各色议论，城市公共设施及其标准，成为近日社会舆论的核心问题。如果说，在马伊琍的批评中，公共设施的问题还停留在具体物件的有无好坏，乃至是否人性化之上的话，那么，后面这一类讨论，则因直接触及到城市中产的利益，而进一步把城市公共设施争议的实际处境揭示得更为直白。那就是，在现代城市中，公共设施的定义从来不是不言自明的，它始终面临着谁主张、谁提供和谁享受的难题。

乍看之下，城市中产在这个问题上，无疑是自相矛盾的。他们一方面一边倒地支持马司令，要求国内城市的公共设施向先进国家看起，以方便人们在城市中的行走。另一方面，又对“逐步”推倒小区围墙，推广街区制，感到无限恐慌。此时更方便的行走，对他们来说，几乎成为步步惊心的同义词。即便是一向被爱慕的国外先进经验，也被一律替换为对中国特殊国情的强调。实际上，这样的自相矛盾的表现，不过是说明，城市的公共设施并不总是面向所有人，为所有人服务。相反，它只是以所有人的名义建设，却为一部分人服务。这一公共设施内在的不均衡性，既是城市建设的基本特征，也是讨论这一议题时必须首先明确的前提。

当然，不同性质的公共设施，它们的不均衡性也大有不同。比如，虽然城市的公园免费开放给公众使用，但真正对它大加利用，使之成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往往是周边居民。对这一设施的利用，又不全然是无偿的。因为比邻城市绿地，常常是房地产商打造景观房、坐地起价的好砝码。但这样的做法，至少不限制其他地方的市民，来分享和使用公园。相比之下，学校教育同样作为一种公共设施——不仅是教育本身，也包括各类软硬件设施，它的不均衡性则要高得多。除非刚好出生在好学校的片区内，或者买得起高价的学区房，否则便很难分享这一公共设施的服务。

尽管公共设施具有这样的不均衡性，却并不改变人们对学校、公园等设施的公立性质的理解。只是，当人们强调要搞好城市市政、加强公共设施的建设时，常常刻意忽略这一不均衡性，进而遗忘经由公共设施的建设而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这也就意味着，当人们热烈讨论城市公共建设，却对这一不均衡性刻意回避之时，越是自以为成功的公共设施建设，越是可能带来更多的社会不平等及其隐患。

至此，每一次针对公共设施的讨论，如果只是停留在在具体设施之上——无论是机场母婴室，还是小区道路，恐怕是不够的。如果说，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不均衡性，往往是由现代城市与生俱来的资源聚集所形成和加剧的，那么有针对性的讨论，便应该首先对公共设施的不均衡性做一番考量和计较，进而对“公共设施”给出新的定义。比如，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对不均衡性相对较低的公共设施给予更多的投入，而不是花大价钱造那些不均衡性更强，更集中于为少数人服务的公共设施。比如，是否可以打破常规思路，更积极地修改规则，让既有的公共设施进一步开放，就近为更多的群体服务，而非以公共的名义，将人们拒之门外。再比如，在网络经济和分享经济的今天，是否可以重新定义既有的“公共设施”，将闲置和封闭的社会资源，尤其是信息与思想资源，更充分地利用起来，让更多的人为之后的社会变革做好准备。

无论是上面的哪一点，中国的大学，恐怕是一个需要思考和改革的典型。一直以来，大学对社会关门，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除却其逐渐商业化从而向市民开放的部分，政府投入了大笔金钱的大学，从来也不被人们认为是社会公共设施的一部分。只是，当人类社会已经进化到知识经济的新局面的时候，如果把对公共资源的定义局限在母婴室或者城市道路的等级，无疑是不足以应付的。因为面对这一新的状况，持续封闭的大学课堂，彻底学术化的讲座，实际上是更为可怕的公共资源的浪费。

而中国大学的这个例子同样说明，任何一次对公共设施议题的讨论，如果不具有重新定义和理解“公共”的雄心，那么，我们时代的公共设施，无论如何讨伐和建设，都只能继续落后且弊端丛生，进一步沦为日益加剧的阶级争夺的角力场，而无力帮助人们真正走出资源的匮乏。

■本文首发于《凤凰品城市》，由作者惠赐。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简介：

罗小茗，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都市文化与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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